1938年廣州淪陷以后,最早成立的“廣東治安維持會”,雖然得到日本人的承認和扶持,但只是一個臨時機構。1939年7月,汪精衛(wèi)到廣州發(fā)表招降講話時,和華南派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達成秘密協(xié)議,在籌備“國府還都”的同時,籌組廣東省和廣州市政府。
作為恢復淪陷區(qū)經(jīng)濟正常運作的第一步,先行建立了輪船業(yè)、米業(yè)、航業(yè)、找換業(yè)、酒樓茶室等8種公會。日軍局部開放珠江,商船運輸可以通行。但廣州市內(nèi),仍然戒備森嚴,各主要路口,均由日軍把守,路過的市民都要出示“良民證”,向崗哨90度鞠躬。每天入夜7時,街上除了巡邏的日軍和警備隊,便杳無一人了,所有人力車、公共汽車,均禁止行駛。全市形同死城。
日軍占領下的廣東維持會
1940年3月,汪精衛(wèi)宣布“還都南京”,所有名稱、制度、主義、國旗、首都,一仍舊制,即這個在日本人脅迫下成立的傀儡政權,也叫國民黨、國民政府、三民主義、五權政制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,首都也在南京。汪精衛(wèi)對陳公博說:“再不組織政府,只有宣布和平運動失敗,人也全散了?!鼻闆r的確如此。
根據(jù)汪精衛(wèi)和日本人的協(xié)議,當“國府還都”以后,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政府也同時成立。廣州的一班大小傀儡們,開始急急忙忙籌組政府了。汪精衛(wèi)把廣東建成“中日和平運動的模范區(qū)”的調(diào)子,高唱入云。陳璧君以“廣東政治指導員”身份,遙控廣東大局。
在清明時節(jié)的低氣壓下,各種小道消息,不脛而走,有人說陳公博將出任廣東省主席;有人說治安維持會會長彭東原是日方力捧的人選,省政府還未成立,日本人先把維持會改為廣州特別市公署,由彭東原任市長;也有人說汪精衛(wèi)心目中,屬意于陳璧君的弟弟陳耀祖,他是美國康乃爾大學工科的畢業(yè)生,抗戰(zhàn)前當過廣東省的建設廳長、鐵道部常務次長和廣東公路處長,也是“和平運動”的重臣之一。汪、彭兩派必有一番龍虎斗。
那年讓人聽得耳朵起繭的陳腔老調(diào),莫過于“和平”、“反共”、“建國”這幾個詞匯了。大大小小的漢奸團體,都冠以“和平”之名,軍隊叫“和平救國軍”,民間團體稱作“華南各界促進和平聯(lián)合會”?!昂推健边@個美好的字眼,現(xiàn)在成了賣國的代名詞。廣東婦女會為了迎接省政府成立,披紅插花,排演了一出戲劇,劇名聽起來像一篇社論的題目:《興亞首要任務在和平》。
廣州淪陷后日軍在海珠橋上
盡管粵北、粵西仍然一片烽火,但在廣州,當局卻刻意營造著歌舞升平的景象。廣東音樂聯(lián)盟會創(chuàng)作了一首題為《擁護汪精衛(wèi)》的歌曲,由市復興處學務科通告全市各學校音樂教師,必須盡快教會學生們唱這首歌,“以發(fā)揚和平運動之精神”。電影院放映以海上武俠打斗作為喙頭的影片《黑海女盜》,另一部風靡一時的影片,是由胡宗理、李曼麗合演“偵探、尚武、俠義、機關、冒險”的國產(chǎn)片《飄流俠》,還有一些日本片子。音樂界正積極推廣新的流行歌曲,這些新歌曲的內(nèi)容,最好是風花雪月,適宜于淺斟低唱,能夠幫助人們忘掉抗戰(zhàn)的。華南電音公司向社會征求歌詞,要求“內(nèi)容以簡賅而富有詩趣及大眾化者為宜,并須含有新東亞建設精神之意旨,足以撲滅舊日抗戰(zhàn)歌曲者。尤其注重廣東獨有風土人情之描寫(如荔枝和姑娘,蛋民船,木棉花,珠江風月等意義歌)”。所謂鷗鷺眠沙,漁樵唱晚,不管亡國半點恨。于是,當日軍大舉進犯粵北,中日兩軍在良口展開慘烈血戰(zhàn)時,廣州的報紙,卻發(fā)表了一首題為《和平呼聲》的小詩:
這嬌小玲瓏的黃鶯兒啊,
它卻飛著唱著,
態(tài)度很安寧,
一陣陣的歌喉婉囀,
發(fā)出細碎清楚的和平呼聲……
報紙的頭版,大篇幅刊登發(fā)生在遙遠的歐洲的戰(zhàn)事,荷蘭女王逃往英國,比利時被德軍征服,法國考慮遷都,倫敦挨炸。在中國,幾乎每個戰(zhàn)場都“不見蔣軍蹤影”了,仿佛中國軍隊都是一群陶犬瓦雞,泥牛木馬。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成了報紙嘲笑挖苦的對象,有個記者寫了一篇目睹重慶怪現(xiàn)狀的文章,堪稱這種嘲笑文字的范本。這個記者說,重慶政府正在秘密訓練白鴿作V字形飛行,以便讓眼花繚亂的日軍飛行員,誤以為這是中國飛機;重慶政府還從南洋進口了一批鸚鵡,專門做傳遞空襲警報之用,一有日本飛機出現(xiàn),這些鸚鵡就撲騰著翅膀,在市區(qū)街道上穿梭飛行,指示市民們逃避。這位記者煞有介事地告訴讀者們,重慶連交通警察也沒有了,政府訓練了12頭大貓來代替交通警察,6頭黑的,在白天站崗,6頭白的,在晚上站崗,負責指揮這個號稱“陪都”的城市交通。這類堂而皇之作為通訊報道的文章,塞滿了報紙版面,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和笑料。
日軍占領廣州市政府
南京終于公布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了,陳公博為省主席,但他作為南京的立法院院長,不來廣東赴任,由陳耀祖任代主席。汪、彭兩派,一時呈現(xiàn)平分秋色的局面。
但陳璧君乘籌組省政府之機,把彭東原旗下最有實力的警務處,撥歸省政府管轄,開始了拆彭東原臺的第一步;不久,省政府又把廣州市財政局局長調(diào)往汕頭,再折彭東原一員大將;最后,陳璧君索性以中央明令,調(diào)彭東原為廣東監(jiān)察使,使廣東成為清一色的汪系勢力。
5月6日,陳耀祖從南京飛抵廣州。在他赴任前12天,即4月24日,南海縣第二區(qū)發(fā)生了一件怪異的事情,那天本來天氣晴朗,風和日麗,下午3時許,突然風起云涌,陰霾四合,狂風大作,萬竅怒號,剎那間天昏地暗,如同黑夜。暴雷從天而降,冰雹劈頭蓋臉砸下來,大樹被連根拔起,飛到十幾丈以外的地方。人們正倉惶逃回家里,不料,強烈的地震,就在這恐怖的一刻發(fā)生了。房屋接二連三地倒塌,河水沸騰咆哮,停泊在河面的船只,在幾秒鐘內(nèi),全部傾覆沉沒。當云消霧散,一切恢復平靜之后,
人們驚愕地發(fā)現(xiàn),整個南海縣第二區(qū),已經(jīng)被夷為平地。這一浩劫,為百年所不見。市井坊間、街頭巷尾,人們交頭接耳,傳遞著神秘的信息,“國家將亡,必有妖孽”,這是老天爺發(fā)出的不祥之兆。
但更可怕的不祥之兆,還不止一端,日益嚴重的糧荒,對人心的影響更大。廣東本來就是缺糧省份,日軍雖然控制著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,但主要是廣州、佛山、江門、汕頭、海口這些工商業(yè)城市,粵北、粵西的大片產(chǎn)糧區(qū),或者是兩軍對壘的戰(zhàn)區(qū),或者仍被國軍控制著。
1940年,國民黨為了切實掌握糧食,以調(diào)濟民糧和保證軍糧,在各省設置糧食管理機構,嚴格控制糧食市場。并實行新的田賦征收辦法,把原來征收代金,改為征收實物(谷、麥、粟、小米等)。因此,流入淪陷區(qū)的糧食急劇減少,糧價一日千里地飆升。1月份的米價,按日軍發(fā)行的軍票計算,每擔齊眉19.2元,絲苗19.2元,金山粘18元,糯米24元。到5月7日,短短的4個月,齊眉已經(jīng)狂升至每擔44元,絲苗43.5元,金山粘43元,糯米39元。人們叫苦連天。但5月8日,市民們吃驚地看見,米鋪的價目牌上,又標出了新的價格:齊眉47元,絲苗46元,金山粘46元,糯米40元。誰也不知道,這個妖怪似的價格,還會竄升到一個什么樣的不可思議的高峰。
人們瘋狂地撲向米鋪了。
市政府在5月3日召開糧食救濟會議。陸軍特務機關、海軍特務部、日本總領事館、興亞院出張所、各長官代表、商會、谷欄公會、海關等機構都派人出席。大家擔心糧荒會導致社會不穩(wěn),糧價暴漲會引起民眾騷亂。日本人警告說,無論如何要壓抑糧價,一方面盡量從四鄉(xiāng)搜刮糧食,先供應廣州,另一方面由日本在廣州的7家洋行開倉平糶,以解燃眉之急。
陳耀祖一下飛機,就被記者追問怎么解決廣州的糧荒問題。他只能含糊地回答,戰(zhàn)爭造成糧食短缺,“這不獨是廣東如此,全國亦皆如此嚴重?!彼兄Z最近當有米糧到省,糧食問題可望解決。
日本洋行的開倉平糶,從5月7日開始。規(guī)定每擔大米軍票28元,一律原包發(fā)售,絕不零沽,每包180斤。也就是說,手頭起碼要有50元以上的軍票,才有資格買平糶米,一般窮苦人家,根本沒有這種能力。天剛蒙蒙亮,廣州晏公街、一德路、天平路、太平路一帶,便出現(xiàn)了蜂擁的購糧人潮,滿坑滿谷,萬頭攢動,排隊的人龍九曲十八彎,見首不見尾。據(jù)一位記者估計,人數(shù)不下一萬幾千,但實際人數(shù),在幾萬人以上。
但每家日本洋行一天只發(fā)售60~100包大米,一眨眼功夫就告售罄。買不到米的人,擠在馬路上不肯離去,呼天搶地,如喪考妣。5月8日,候購平糶米的人潮,更加洶涌,幾近癲狂。老弱婦孺被推擠到一邊,根本連洋行的門檻都挨不上,只能掩面痛哭。
5月10日,星期五,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舉行成立典禮。陳耀祖身穿藏青色西裝,鼻梁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,方方正正的面龐缺乏表情,以呆板的聲音宣讀著就職宣言。
為了慶祝省政府成立,全市舉辦了一系列戲劇游藝活動。由各學校選出來的小學生們,在金聲戲院、民樂戲院、羊城戲院和大光明戲院盡情表演歌舞。節(jié)目包括歌舞《一只黃毛小雞》、合唱《擁護汪主席》、粵劇《忘憂草》和獨幕諧劇《不識字的笑話》等等。然而,這時在全市各日本洋行門口,仍然擠滿了焦急地輪候買米的人群,人數(shù)比在各戲院看表演的觀眾人數(shù)總和,還多出幾倍。
傀儡政府組織的親日活動
糧價到5月12日回落了兩三元,但這時又出現(xiàn)了柴價暴漲的問題。人們發(fā)瘋似地涌向郊外砍伐樹木,甚至有些不法之徒四處挖掘墳墓,把棺木盜來當柴賣。還有一些人連屋梁也拆下來賣了。廣州市芳村區(qū)、河南區(qū)警團不得不張貼告示,禁止柴薪出口,無論樹木杉料、桌椅板凳、箱籠衣柜床板,凡可作柴薪燃料之用的一切木器,嚴禁運出本區(qū)范圍。
自從7月香港實行疏散人口政策以來,大批港人像洪水似地涌入廣州,多達十幾萬人,加上廣州原有的90萬人口,雖然尚未恢復戰(zhàn)前的130萬人口水平,但由于戰(zhàn)火的摧殘,經(jīng)濟遠非戰(zhàn)前可比,日軍鐵蹄所到之處,百里無煙,城邑空虛,道殣相望,哀鴻遍野;廣州人口的回升,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四鄉(xiāng)的難民。他們的涌入,對本來已經(jīng)一片蕭條的經(jīng)濟,構成百上加斤的壓力。
在嚴重的糧荒逼迫下,人們只好用米漿、枧水混合,做成一種叫“神仙糕”的東西糊口,或者從日軍馬匹拉出來的糞便中,撿取未消化的豆子(俗稱“馬屎豆”)充饑。馬路上的餓殍和棄嬰,比比皆是,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見身穿掩埋隊服裝的人,蹬著一輛掛有收尸鐵箱的單車,沿街收拾路尸。人命比草還賤,報紙上刊登了這么一條消息,一艘漁船在省河與另一艘客船相撞,客船上一對母子同時溺斃,事后漁船賠償了死者家屬60元。兩條人命的價錢,只夠買100多斤大米。
在百業(yè)凋零之中,唯有鴉片煙館一枝獨秀,從1939年的70多家,發(fā)展至1940年的110多家。糧食沒有運入廣州,煙土倒源源不斷地運來。美麗的南方都市,正漸漸變成一個巨大的垃圾場,居住條件、環(huán)境衛(wèi)生、治安、糧食、日用品供應,都在迅速地趨于惡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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